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協調聯動受廣泛關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的全國政協委員以及專家表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在從總量和結構方面協調聯動，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申萬宏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去年四季度開始，一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已經開始施行，如財政政策加大專項債發行，貨幣政策加大定向投放，進一步加速了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帶動經濟發展。

　　今年專項債額度提前下達，減稅降費已出臺部分措施，體現了財政政策適當靠前發力。在不久前國新辦舉行的財政改革與發展工作新聞發布會上，財政部部長劉昆表示，政策發力適當靠前。實際上就是要用好政策工具箱，打足提前量，早出臺政策、早落地見效。

　　“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下達，到各地項目落地，再到施工量增加，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政策提前發力加快了這一進程。”楊成長介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在從總量和結構方面協調聯動。過去的觀點認為，財政政策是結構性政策，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但現在它們都具有總量和結構性特點，如財政政策適度加大財政赤字，加大專項債發行規模，加大減稅降費力度等，通過總量調節對經濟起到拉動作用；貨幣政策對綠色金融產業傾斜，在科技創新和對中小微企業扶持方面增加結構性支持。

　　“從經濟增長角度考慮，財政政策強調積極有為，貨幣政策強調穩定，這兩者的積極配合，將有效服務國家戰略，如‘雙碳’戰略、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等，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引領下，將有效推進項目落地實施。”楊成長說。

　　跨周期和逆周期調控的關鍵在于增加有效需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需求管理最重要、最高效的手段。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涂永紅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我國經濟投資高峰通常集中在春季，因此需要提早布局，實行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比較寬松的流動性環境，通過減稅降費和擴大財政支出，增強市場主體投資、消費的信心和預期。

　　2021年我國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強化新基建投入，穩定制造業和外貿，GDP實現8.1%的增長。然而，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突出表現為居民消費意愿下降、民間投資增幅較低、出口商品結構不理想、中小微企業的生存壓力較大。

　　涂永紅表示，從政策效力來看，寬松的貨幣政策見效更快，短期刺激效果更好，對匯率、資本流動也有較大的影響，能夠發揮降低利率與融資成本、刺激投資與消費、穩外貿的積極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于增強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能力、引導投資方向和結構變化具有更廣泛、更長遠的影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各自發揮優勢，在政策方向、作用時間、政策力度等方面加強協調，提升政策效力。

　　“應進一步完善央行、財政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政策協調機制，特別是完善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雙支柱監管機制，將國債、地方專項債的健康運行納入貨幣政策的考慮范疇，避免利率、匯率等金融價格劇烈波動，為穩定投資、消費和增長預期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涂永紅建議。

　　對此，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長、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向清也持相近觀點。他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聯動有利于增強市場信心，有利于市場主體加大生產和投資力度。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性、指向性、前置性和可預期性，通過有效貨幣資金的內向發力和持續加碼，推動企業成為增強市場信心、穩定社會就業的主體，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扎實基礎。

　　宋向清建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向市場引導和消費牽引適當傾斜，讓內需在新一輪發展中累積更多能量，通過激發市場活力，挖掘消費潛力，提高商品和服務的周轉頻率，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同時，適當向高科技創新型企業傾斜，尤其是扶持一大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為制造業騰飛加速賦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