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近兩年金融黑灰產亂象，停息掛賬、代理維權必定榜上有名，這一被債務纏身借款人視為上岸救命稻草的產業鏈，并不能幫助他們解決困擾，反而會將債務人拖向深淵。

　　“上岸”的引誘

　　身負債務的王博宇(化名)被欠款壓得有些“喘不過氣”。兩年前的創業失敗使他身負8萬元網貸和4萬元信用卡貸款。直到今年初，債務逾期已有半年，看著逐漸增長的罰息，他有些無所適從。而正當這時，一家線上辦理停息掛賬的法務公司讓他產生了希望。

　　據王博宇所述，這家法務公司承諾可以幫助借款人與銀行、平臺協商減免罰息，并根據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分期歸還欠款本金，借款人全程無需參與，一個月就能辦理完成。

　　經過法務公司的游說，急需擺脫債務負擔的王博宇立馬繳納了上千元的手續費，隨后便拿到了代理協商合同及分期還款方案，不過，一個月后，他卻發現自己掉入了法務公司的陷阱。

　　“說是一個月處理好，結果根本沒動靜，罰息一直在增加。”王博宇說道，合同、還款方案都是虛假的，法務公司都沒有讓本人和放款銀行、平臺確認。

　　原本的債務問題非但沒解決，反倒被騙，這對本就面臨經濟困境的王博宇而言簡直是雪上加霜。

　　“欠款8萬怎么協商？”“已經逾期了能協商嗎？”和王博宇一樣，多位身負債務的借款人迫切渴望減輕自身欠款負擔，在“暫停債務利息計算、分期歸還欠款”“協商免息分期歸還貸款”的引誘下，被蠱惑陷入停息掛賬的騙局。

　　相似的套路

　　所謂的停息掛賬，即由法務公司代替借款人與銀行或平臺協商減免逾期罰息分期歸還欠款本金。北京商報記者調查發現，在社交平臺上，多條欠款協商經驗分享的帖子背后的發帖人均是自稱法律咨詢或法律服務的個人或中心。

　　這些披著法律咨詢服務外衣的個人或中心通過發帖或評論的方式引誘著借款人私聊，當借款人“上鉤”，交待完基本的欠款信息后，再以平臺受限為由，誘導借款人添加個人微信進一步詳談，而后脫掉“馬甲”以另一家法務公司的身份出現。

　　實際提供服務的法務公司魚龍混雜，有的沒有運營資質，有的沒有相關律師資質，所謂的合作律所、證書也多是造假。

　　而從操作模式來看，這些法務公司提供的停息掛賬服務大同小異。首先，借款人需要提供姓名、卡號及密碼、身份證號、家庭住址等個人資料。然后，法務公司依據借款人資料打電話給銀行了解具體的逾期本金和罰息，而這個階段部分法務公司通常會要求借款人提供電話卡。最后，由法務公司和銀行協商分期還款方案，大致為12—60期，再通過錄音、電子協議、紙質協議等方式記錄最后協商的欠款結清日。

　　操作模式雖然相似，但收費標準卻不一。整體來看，法務公司辦理的停息掛賬手續費通常為欠款本金的5%—8%，有的要求前期支付一成定金，中期繳納四成金額，最后支付尾款，有的則在分期方案確認后一并支付。從推廣到咨詢再到協商，法務公司停息掛賬上下游分工明確、配合密切，在產業化運作下儼然成為一門“無本萬利”的生意。

　　事實上，銀行本身并沒有停息掛賬這一說法，法務公司口中的停息掛賬只是利用了消費者的信息盲區。

　　而在法務公司的鼓吹下，部分借款人不慎掉入了停息掛賬陷阱。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法務公司的行為常常游走在黑灰產邊緣。根據北京商報記者此前調查，部分辦理停息掛賬的法務公司為能夠成功與銀行協商分期歸還欠款，不惜偽造病例、開假證明以達成目的。

　　對于委托法務公司辦理停息掛賬的風險，北京尋真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德悅指出，首先，借款人將個人財務信息、債務情況等敏感信息告知第三方代理時，存在信息泄露的風險。如果這些信息被不法分子獲取，可能會被用于詐騙或其他非法活動。其次，第三方代理通常會收取高額的服務費用，這些費用可能并不透明或合理。再次，委托第三方代理并不能保證一定能夠成功協商，如果協商失敗，可能需要承擔額外的債務或法律責任。最后，委托第三方代理協商還款涉及法律問題，如果代理方不具備相應的法律資質或經驗，可能會引發法律糾紛。

　　多方加碼“圍剿”

　　停息掛賬已被行業視為“代理維權”黑灰產之一。識別及清理停息掛賬等“代理維權”黑灰產也需要平臺、銀行、監管等多方合作。

　　為斬斷“代理維權”黑灰產利益來源，中國銀行業協會制定了《中國銀行業應對“代理維權”灰產識別標準(征求意見稿)》《中國銀行業應對“代理維權”灰產工作指引(征求意見稿)》，要求會員單位堅決抵制金融灰產及違反投訴舉報秩序的個人以各種不正當手段向從業機構施壓以牟取不當利益的無理訴求。

　　監管層面也屢次發布風險提示，提醒消費者切勿輕信“停息掛賬”等非法“代理處置信用卡債務”。

　　不少銀行也從被動應對到主動聯合有關部門加大對非法代理投訴行為的查處，以此來維護自身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銀行業資深觀察人士蘇筱芮表示，近年來監管部門已經明確提出了警惕非法“代理處置信用卡債務”陷阱，后續可從如下方面入手：一是從全國層面形成合力，以專項治理小組等形式，集中一段時間對此類行為開展專門打擊；二是強化各類媒體社交平臺、短視頻平臺的審核責任，設立舉報渠道，對于違規賬號采取封禁等措施；三是對于危害較嚴重的應加大打擊力度并及時對外公布處理情況，通過樹立一批大案、要案典型以震懾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