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正在從一個抽象的概念變成實實在在的問題——越來越暖的極地、日益頻發的極端天氣事件、多地爆發的山火……對于這些，每個普通人都有切身體會——氣候變化正對人類生存和發展構成嚴峻挑戰和現實威脅。

　　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金融被寄予厚望。“全球低碳轉型仍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需要撬動更廣泛的社會資本，持續推動金融創新。”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張潔清在日前舉辦的“第四屆氣候友好型金融機構研討會”上表示，要積極推動氣候友好型金融機構建設，不斷提升多層次資本市場對經濟轉型的支持作用，完善綠色金融、轉型金融的政策標準及產品體系，這也是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應有之義。

　　那么，對于金融機構而言，氣候友好意味著什么？要實現氣候友好又有哪些挑戰？除了我們熟悉的“信貸”，資本市場、保險等金融機構又可以如何向“綠”？

　　總體資金缺口巨大

　　應對氣候變化是一個系統化行動，其中，資本的支持不可或缺。從國際上看，應對氣候變化危機的步伐在不斷加快，融資和資金機制一直是全球氣候治理關注的焦點議題之一。隨著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出，更廣泛社會資本的支持被寄予厚望，需要持續推動金融創新。

　　“從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發達國家做出每年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的承諾，到去年迪拜氣候大會(COP28)推動損失和損害基金正式落地，再到今年的第29次締約方大會(COP29)即將討論新集體量化資金目標，關于應對氣候變化資金議題的談判在不斷加強。”張潔清談到。

　　但客觀來看，實際籌集的資金和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資金之間仍有巨大的鴻溝。“據權威機構測算，僅僅能源綠色低碳轉型領域，我們每年的資金缺口可能高達2.5萬億元。”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總經濟師張昕談到，當前氣候變化引發了社會經濟的風險，又帶來了綠色低碳轉型迫切的需求，這實際上是對投資機構提出的艱巨挑戰。

　　應當看到，中國在相關探索方面已經取得了積極進展。張潔清表示：“從2016年七部門發布了《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以來，國內綠色金融和轉型金融的實踐不斷豐富，取得了很多成果。”她談到，當前我國綠色信貸規模居世界首位，綠色債券發行規模居世界第二，創新型債券市場也快速增長，綠色基金、綠色保險等各類金融產品不斷豐富，引導大量資金投向了綠色轉型領域。

　　此外，2020年10月生態環境部等五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以及氣候投融資試點工作的通知，有力推動了氣候投融資體系的形成。

　　但是，多位專家談到，目前以綠色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模式很難滿足低碳技術發展所需的長期資金。“很多進行零碳轉型的行業依賴于先進技術，這些技術基本上都是處于早期開發或者是示范階段。”張潔清認為，下一步，債券、基金、股權投資等直接融資方式有廣闊投資的發展空間，此外，高碳行業的轉型會推動轉型融資需求的增長，資本市場要進一步推動轉型基金等創新融資工具加快發展。

　　多元化投融資“各司其職”

　　實際上，除了我們熟悉的綠色信貸，業界對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等多元化投融資模式寄予厚望。

　　“資本市場為氣候投融資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原副總經理、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氣候投融資專業委員會(CIFA)常務委員劉凡解釋，中國貼標綠色債券發行總規模接近3萬億元。如果考慮未貼標但實際投向綠色產業的債券，廣義的綠色債券余額接近5萬億元，實現碳減排3.7億噸。

　　盡管規模與綠色信貸相比尚顯較小，但不同的投融資模式可發揮不同作用。“目前綠色信貸規模約30萬億元，而綠債的規模約為3萬億元，從規模上看是綠色債券大于綠色股權、綠色信貸大于綠色債券。”中信證券固定收益部執行總經理肖磊談到，處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業所需的融資方式不同。“從0到1更適合股權投資，銀行的低成本資金則可以在后期發揮作用，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綠色債券應該說是一個非常有益的嘗試。”他解釋說。

　　“目前來看債券的融資成本定價更加市場化，好的企業一般會拿到低于信貸資金成本的價格。”肖磊表示。此外，債券作為股票之外另外一種資本市場的融資工具，其“靈活”特點能對整個企業融資起到更好的補充效果。

　　資本市場被寄予厚望。中金研究院執行總經理陳濟認為，技術創新直接融資需要在實體經濟和資本之間進行跨時空的配置，資本市場對綠色低碳轉型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風險投資副總裁榮磊談到，區別于銀行等資金在企業規模化階段進入，風投可以為轉型技術企業提供初始的啟動資金。

　　對于保險，英大泰和財產保險總精算師劉安澤表示，保險在負債端和資產端都能夠支持低碳轉型，而且險資長期性特點符合低碳轉型項目長周期的資金需求。他解釋，保險的特點在于其風險分散機制，能夠幫助綠色轉型項目降低風險；此外，保險資金的長期性特點，使得險資在資產端更喜歡做一些長期投資，與綠色轉型項目需要長期資金的特點相匹配。

　　實際上，中國較早建立了金融監管支持綠色金融發展的政策框架。國家金融監管總局政策研究司處長王清容介紹，在減緩氣候變化方面，金融機構通過貸款、債券、基金、信托、股權投資、保險等多種工具，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為能源轉型、低碳技術研發等領域提供了關鍵的資金支持和風險保障。其中，保險機構為綠色產業和項目發展提供財產險、責任險、意外險、保證險的一攬子保險產品和服務。在適應氣候變化方面，金融機構通過強化適應氣候變化的投融資和保險保障，增強產業和基礎設施在極端氣候條件下的韌性，提高農業、水資源、林業、防災、減災、救災等重點領域的信用能力，特別是在巨災保險、氣象指數保險等特別有助于降低氣候風險損失的產品。

　　“發展氣候投融資，給各類金融機構帶來了一些機遇，成為氣候友好型的金融機構，可以說是一個新賽道。”王清容表示。

　　信披等基礎制度仍待夯實

　　當然，盡管氣候友好已成為很多金融機構的目標，但客觀來看，綠色投融資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當前金融機構綠色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仍然比較低，在推進氣候投融資發展中尚面臨著一些挑戰。”王清容談到，氣候投融資項目的標準不統一、信息披露體系不完善、金融機構氣候投融資業務能力不足等問題依然存在。

　　劉凡認為，國內綠色債券市場進入了需要精細化發展的階段。“我們亟待提升綠色債券的信息披露水平，此舉有利于規避漂綠風險，且有助于量化綠色債券投資效率。”他談到，國內部分地區已開始先行試點建立環境效益指標體系，強化綠色金融產品的信息披露，這是中國領先于世界的良好實踐，所形成的經驗可以向全球共享。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國內綠色金融的發展在從“寫意畫”向“工筆畫”過渡，綠色金融的頂層設計持續完善，標準體系持續健全，而未來仍需進一步規范金融機構及企業的ESG信息披露，推動綠色電力發展及碳排放核算，以滿足國內產業轉型需求，應對歐盟碳關稅政策帶來的壓力。

　　“現在有很多信披規則，但側重點各不相同。”魯政委談到，“比如ESG在很多國家規則不同，有的規則實際上根本不是綠色的。比如一家非常有影響力的國際機構ESG評分中，E指標大概只有13%的權重，S占54%的權重。”他解釋，這類ESG評分高的企業很可能和“綠色”毫無關系。

　　在魯政委看來，目前全球范圍內最具可比性的模板是ISSB的披露模板。“大家在標準的逐漸趨同中，才能更好展開對話與合作。”他談到。

　　張昕勾畫了氣候友好型投資機構的框架和要素。與其他專家相似，他提出構建統一規范的金融碳排放統計核算制度和氣候友好型信息披露制度是重中之重，并就建立完善這兩個關鍵制度提出設想——至少要做到三方面工作，即構建一個有效的技術規范體系、構建一個有力的政策機制、構建一個共享的平臺體系，同時要從綠色低碳財稅、綠色低碳消費、市場機制建設三個維度的政策協調、機制協同。

　　“我們正在加強數字化建設，將引導銀行機構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對氣候和環境風險的管理能力，探索建立健全環境信息數據庫，評估相關風險敞口，有針對性做好應急預案。”王清容介紹說。此外，她表示，目前金融管理部門正在與相關部委在碳核算、環境信息披露等方面加強合作，推動分步分類建立覆蓋各類金融機構的環境信息的披露制度，共同推進數據基礎建設，提高企業披露信息數據的可能性和可靠性，為銀行保險機構加強風險管理奠定基礎。